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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母有沒有門檻?在上海,一堂30年的父母課,教了六千人

發布時間:2019年06月17日 來源:上觀新聞 訪問量:

在所有參加課堂的學員里,楊之芬顯得與眾不同。

年近四十的她戴了一頂黑色鴨舌帽。這與她不施粉黛的樣貌、極為質樸的襯衣有些格格不入。

她又是聽得最入神的那一個,始終凝視著講者。

攝像師捕捉到了這一點,鏡頭朝著她的方向緩緩轉來,她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授課內容再度吸引了她的注意。

一周前,她接到長寧法院未成年人與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副庭長顧薛磊的電話,讓她去聽一堂叫作“為孩子父母學校”的課。她本不想去,但對方不容推脫地說這對你有好處。

聽完以后,楊之芬同意了顧法官的判斷——“如果早一點聽到這樣的課,我或許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長寧區法院的這堂父母課,從1989年起步,至今30年,見證了6000多位父母重新審視自己為人父母的愛與責任,也見證了中國婚姻觀念的變化以及婚姻司法的變遷。

值得注意的是,30年來這堂課從未更名。這或許意味著,無論婚姻理念怎樣更迭,一個主題是永恒不變的——人們依然需要學習如何做父母,如何愛孩子。

【遺棄】

5月20日的課堂內容,楊之芬印象最深的是那部微電影《離婚了,我們依然是最愛你的爸爸和媽媽》。

片中那個天真的小男孩豆豆像極了她的兒子。可是那么多年,她好像從沒試圖了解,兒子曉鋒的內心到底怎么想。

3年前的一天凌晨,她坐在家對面的快餐店抹淚。

那一天她打了曉鋒。原因是搬家時又聽到了閑言碎語——她從老家來滬打工,卻在“稀里糊涂之下”有了這個非婚生的孩子。

“要是沒有這個孩子,人生一定不會過成這樣!”兒子不聽話時,她就這么想,下手也格外重。但同時又自責,畢竟孩子是無辜的。

哭了許久,她暗下決心,帶著8歲的曉鋒一起去了位于虹橋路的長寧區法院門口。

“你去找顧法官吧。跟著我,你沒有好日子過。”她有些賭氣地說。曉鋒沒吭聲,他還在生媽媽的氣。

楊之芬抱了抱兒子,轉身就走,一路沖向地鐵站,沒有回頭。兒子沒有追來。

這不是顧薛磊第一次遭遇當事人遺棄孩子。

顧薛磊1997年進入長寧區法院工作,2007年進入長寧區法院少年庭。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少年庭,于1984年成立,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撫養、監護、離婚、繼承以及校園傷害等民事案件都由該庭審理。

“少年庭案件觸及的往往是最特殊、最極端、最焦點的家庭矛盾,發生矛盾激化的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庭審,估算有30%以上。在這30%中,近10%有揚言遺棄、自殺、殺死對方等極端行為。”顧薛磊說。

孩子被遺棄,在法院僅僅是矛盾激化后極端行為中的一類。紛爭之中,父母往往把孩子作為附屬品,或搶奪,或拋棄,或作為財產分割的談判籌碼,或作為懲罰對方的利器……“為孩子父母學校”因此建立。1989年,長寧法院和區婦聯等機構聯合創設了這堂針對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離婚教育課,一年1至2次,邀請法官、心理學專家、法學專家等授課。

顧薛磊曾在課堂上講述親歷案件,提醒這些父母務必考慮到孩子的感受。

一個案子中,夫妻在離婚時都搶著要孩子,后來法院判給了女方。沒多久,這女子發現帶孩子太吃力,甩手丟給孩子爸爸。爸爸沒法帶,孩子又被送去爺爺奶奶家。那是一個大雪天,媽媽丟下孩子后轉身就走,5歲的孩子哭著追出來,連鞋也沒穿,光腳跑在雪地里。后來在法院安排下,孩子和媽媽相見。他看到媽媽,先是激動地奔過去想要擁抱,快到跟前又小心翼翼地止步,繼而跑走,來回多次,最后向媽媽問出一句:“你那個時候為什么不要我?”

6歲的小朵情況更糟一些。父母離婚期間爸爸病逝,媽媽無力撫養,就將小朵交給爺爺奶奶。小朵變得不會說話,高興或憤怒都通過大叫來代替;動物里她只認識貓;愛做的事就是剪紙張,越好看的折紙越是要剪掉;無法上幼兒園,連自己穿衣、上廁所都不會。

爺爺奶奶害怕孩子患上自閉癥,但有經驗的心理咨詢師接觸后認為,這更像是一種受到挫折、應激后出現的退行行為。

“你們覺得她的心智大概是幾歲?”第一次上門后,心理咨詢師問爺爺奶奶。

“2、3歲吧?”奶奶猜測。

心理咨詢師當時沒忍心直言,后來對記者說:“實際我覺得只有10個月。”

5月20日,“為孩子父母學校”在長寧區人民法院開課,學員們正在觀看微電影《離婚了,我們依然是最愛你的爸爸和媽媽》。

【考量】

顧薛磊明白,將孩子遺棄在法院的當事人是想給法院施壓。

楊之芬也是如此。這已是她第二次遺棄孩子。第一次是在曉鋒7歲時,她在法庭上借口離開,再沒回來。那時孩子的生父不愿承認孩子,親子鑒定后,由法院裁定撫養權給女方,男方每月付撫養費。但楊之芬覺得帶孩子太累,希望把孩子的撫養權再判給男方,沒有如愿。

這一次她在法院門口丟下孩子后,就躲了起來。任憑法官幾次送孩子上門,親戚們都以不知她行蹤為由拒絕接收孩子。她天真地認為,或許這樣法院就會將孩子送到生父處。

法官的考量、裁決并不會因為這些施壓行為而改變。曉鋒只得暫被送入福利院生活。

“成年人必須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但孩子,你看到那些孩子的眼睛,他們明明沒有做錯什么,卻要被動成為成年人錯誤的受害者。”顧薛磊說,對其中的一些孩子,法院是維護他們權益的最后一道關卡。

判給誰,這很簡單,問題往往出在離婚之后。顧薛磊遇到過一個小男孩,父母離婚后被判給爸爸撫養,但爸爸后來酗酒,每天醉倒在床。幼兒園看孩子可憐,除供給一日三餐外,還不時給他洗衣服、洗澡。而寒假后再開學時,幼兒園老師發現,孩子曾多次大便在身上,衣服竟然已經凍得硬邦邦。

另一個孩子,在父母離婚后,與爺爺奶奶生活了十幾年。由于祖輩嚴格要求,孩子在初中時與老人鬧翻,主動要求和媽媽一起生活。而媽媽因為產后抑郁延續至今,如今是重度抑郁。孩子于是休學在家,除了睡覺就是打游戲,不剪頭發不剪指甲,愿望是“能夠一直在家,躺在媽媽懷里打游戲就好”。

還有一個極端案例,孩子也是父母離婚后無人撫養,法官把雙方父母都叫來問。爸爸這邊的情況是:爺爺去世,奶奶患了嚴重精神疾病正在住院,姑姑患抑郁癥自殺,叔叔剛從精神病院接出來需要照顧。媽媽則有嚴重的紅斑狼瘡,在住院期間還需要這個10歲的孩子陪夜。

對于這些家庭,往往都是少年庭法官出面,去跟居委會、街道、民政、派出所、學校等溝通。

有些有能力卻沒盡到責任的父母,法官們會記下,推薦其參加“為孩子父母學校”。

學堂的流程安排,是有所考量的。先安排學員集中觀看專題教育片,再邀請專家、法官等從心理學、倫理學、法學等角度進行高強度教育,最后趁熱打鐵,分散庭審,促使這些父母在肅穆而相對私密的法庭中反思。

顧薛磊認為,“為孩子父母學校”起到的是緩沖作用。

一方面是幫助夫妻獨立思考,婚姻是不是到了救無可救的地步。畢竟,完整的家對孩子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原長寧區法院法官孟祥芝遇到過一個離婚訴訟案,緣由是家庭空間狹小,生育之后婆媳矛盾爆發。一次聽課之后,孟祥芝看出夫妻感情尚有余地,便建議兩人租房,兩代分開居住后,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離婚。

另一方面,則是警示父母,告知他們自始至終必須承擔的責任。顧薛磊說,少年庭案件近年明顯增加,與家庭關系的復雜化,尤其是離婚率的上升有很大關系。有些孩子,幾年前還是民事案件中涉及權益保護的未成年人,幾年后就成了刑事案件中的嫌疑犯。

30年來,“為孩子父母學校”也像一雙眼睛,見證了中國婚姻理念的轉變。

比如,早期課堂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孩子,盡量挽救婚姻,但后來,更為公認的態度是,如果婚姻已處于死亡狀態,拖著對夫妻雙方和孩子都不好。為了孩子,要好好地離婚,最大程度地降低對孩子的傷害。

法官的考量也在發生變化。

顧薛磊記得在一起案件中,他問一個5歲的孩子,想跟爸爸還是跟媽媽生活?

5歲的孩子一臉天真:“我想跟哥哥。”

“以前如果有兩個孩子,更多是爸爸媽媽一人一個;其實二胎以后,在兄弟之情融洽的情況下,我們首先從孩子的角度出發考量孩子的成長,再兼顧父母或探望權的平等。”顧薛磊說。

【彌合】

社工劉愿介入的時候,已是楊之芬被抓之后。

楊之芬是在打工的餐廳被警察帶走的。那一刻她有些害怕,轉而心里就踏實了。至少她從警察口中得知,孩子安好。

在看守所度過3個月之后,楊之芬在家里見到了被妹妹接回的曉鋒——高了,壯了,還對著她喊了一聲“媽媽”。

她應了一聲,就去洗澡。

那天,她刻意與兒子保持距離。第二天她做了頓飯,端到兒子面前時,兒子說“謝謝媽媽”。她終于沒忍住,哭了。

這聲“謝謝”擊垮了她。“我媽媽10歲就去世了,爸爸很早就出去打工,爺爺奶奶也很早沒有了,從小只有我們姐妹倆,日子都不知道怎么過來的。”她說,她幾乎沒有感受過父母之愛,不知道該如何做父母,更沒想過要教孩子感恩父母。

劉愿是上海公益社工師事務所的一名社工。長寧法院自2018年起聯合長寧婦聯開設了“家庭輔導工作室”,在“為孩子父母學校”的課程之外,派心理咨詢師或社工為個別案例提供幫助。母子倆重新共同生活后,顧薛磊請劉愿去見楊之芬母子,希望幫助孩子平穩度過轉折期。

第一次見面時,楊之芬就向劉愿表達,感覺和兒子之間存在隔閡,并列舉了一些兒子存在的問題,例如不寫作業玩手機,制止了也不聽。

見面后的一個周六,恰逢居委舉辦愛心義賣,楊之芬和妹妹這兩家人都要去,劉愿也順便去看看曉鋒。

曉鋒1米5的個子,膚色偏黑,說話樸實,很有禮貌,見面就叫“老師好”。

有一幕令劉愿印象很深。居委向他們發放了一些抵用券,到最后,曉鋒發現券用不完,就說:“我們把券還回去好不好?要不然就浪費了。買了不用的東西就是騙社會的錢,就是撒謊。”阿姨勸他,“傻孩子,你不用今天就作廢,給誰呢?”可曉鋒就是不愿意。

劉愿向曉鋒解釋,“這錢是政府發給你的,是你所有的,不用的話,放到路邊給不需要的人好嗎?”后來曉鋒想通了,把一些券給了媽媽和阿姨,但還是偷偷把一些券放在路邊。

記者問楊之芬,有沒有為遺棄向曉鋒道過歉?

她有些遲疑地說:“小孩是不記仇的。”

而在劉愿的觀察中,曉鋒很清楚母親遺棄過自己兩次,盡管再度接受了母親,他偶爾也會罵母親兩句。所幸,他的心理狀況、個性發展整體健康。

劉愿認為,離開母親的3年,曉鋒已經形成獨立人格。他不愿意聽母親的吩咐做事,而要自己考量,是不是應該這么做;學習上也自有規劃,比如周六上午打球,下午休息一會兒再寫作業;至于母親提到的玩手機,他覺得,“我們全班都玩手機,第一名也玩手機,玩手機是種釋壓”。

劉愿后來對楊之芬說,不要過度擔心曉鋒,只要保持尊重、互相鼓勵,相信他就行。

【延伸】

今年年初,法院以遺棄罪判處楊之芬有期徒刑3年,緩期5年執行,緩刑期間接受強制親子教育。

“為孩子父母學校”就是其中一課。

聽完那堂課后,楊之芬說:“我總是在做錯誤的選擇。”她覺得最對不住的就是顧法官,覺得“站在他們面前很羞愧”,“當媽的還沒有別人對自己孩子好”。

與楊之芬在同一個課堂的王研清,婚育后與丈夫矛盾激增、漸行漸遠,提出離婚。分居2個月間,由于丈夫對自己父母態度不好,她直接拒絕了丈夫看望10個月寶寶的要求,閉門不見。丈夫不甘示弱,請來律師要求申請精神損害賠償。

上課當天,丈夫坐在最后一排。課前兩人還劍拔弩張,課后氣氛明顯緩和。調解員對王研清說,孩子的成長不僅需要媽媽,也需要爸爸,爺爺奶奶的愛對孩子也很重要。最后很快達成一致,分居期間孩子爸爸可在雙休時探望孩子,也可以帶孩子去看望爺爺奶奶。

顧薛磊和心理咨詢師陳巽以及案件主審法官在今年六一節前去了小朵家里。聊天之間,小朵突然踮起腳親了陳巽一口。

奶奶解釋,小朵如今每周都和媽媽見面,每次見面媽媽都會親她臉頰,她也學著親吻阿姨來表達喜歡。

陳巽介入的另一位孩子——休學在家打游戲的小凱,已經重返校園,即將迎來中考。

剛回學校時,小凱經常考不及格,多次想要逃回家,陳巽就鼓勵小凱媽媽陪伴孩子一起出門做咨詢。目前,小凱的成績保持在中游。他告訴陳巽,未來想學美術,走藝術專業道路。

一位好法官的標準當然離不開公平和正義,但對少年庭法官來說,僅有公平正義是不夠的,還要有愛心,有憐憫之心。顧薛磊說,“為孩子父母學校”的設立,便是法律之外,情與理的延伸。

“學校能不能多辦幾期?”有當事家庭得知這所法庭學堂的存在后,主動來詢問,得知一年只辦1到2次時,頗覺遺憾。

顧薛磊也很無奈,一方面,主動要參加學習的當事人尚屬少數,大多數人依然抵觸;另一方面,法官審判壓力大,精力有限,而且經費有限,目前的主講嘉賓幾乎都是義務教學。若有更多社會力量參與,或許能幫助分擔。

30年間,“為孩子父母學校”已多次走出法院、走向社區,但現在社區的基本停辦,又回到法院了。顧薛磊希望,未來學校能再次走進社區,與老百姓緊貼在一起,這也需要社區充分理解學校的作用。

“督促父母正視自己的職責并且切實予以履行,是我們辦學的出發點。”長寧法院院長米振榮強調,“為了孩子的未來,為了每個家庭的未來,為了全社會的未來,我們將要做的還有很多……”

臨近分別,楊之芬小心翼翼提出:“我總是想,應該去福利院謝謝那些老師,把孩子教得那樣好,也應該去法院謝謝法官們。如果我去了,應該怎么做,又該說什么呢?”

在場者幫她想了幾個簡單的辦法后,她點了點頭,說:“我再想想。”

之后,她拿起桌上那頂黑色的鴨舌帽,卻沒有再度戴上。她大方地向記者揮了揮手,匯入人流之中。

(文中楊之芬、王研清、劉愿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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